中国发展网讯 2026年3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财税政策论坛2026年第1期（总第24期）——“从预算报告看2026年财政政策”学术研讨会在线上成功召开。会议围绕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预算报告》的主要内容，邀请国内六位财税专家进行深入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马光荣教授做了《从两会预算报告看2026年财政政策》主报告。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储德银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财税投资学院院长范子英教授、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谷成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副主任郭玉清教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马珺研究员、财达证券胡恒松总经理作为研讨嘉宾参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吕冰洋主持。

马光荣教授在主旨报告中，从政策力度、实施特点、实施背景和挑战应对四个方面系统解读了2026年财政政策。首先，从政策力度看，今年积极财政政策仍强调比较高的力度，举债和赤字规模都保持历史高位。赤字率保持在4%的水平，广义赤字率达8.1%，虽较去年略有下降，但仍远高于2021至2024年约6%的水平。债务规模与2025年持平，体现了“更加积极”的政策基调。其次，从实施特点看，今年政策呈现四大结构性变化。一是支出用途从重生产投资转向民生保障与提振消费，更加注重“投资于人”。二是赤字和举债结构优化，中央新增举债占比达56%，充分利用中央债务空间，有效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三是实施方式强调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工具放大资金带动效应。四是风险防控更加系统，政策着眼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防范金融机构风险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再次，从实施背景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需要也有空间。“有需要”体现在宏观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物价通缩压力，以及高质量发展和化解防范金融风险；“有空间”体现在我国法定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8.5%，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时储蓄率高、利率处于下行通道，为扩大举债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从面临的挑战看，当前核心问题是财政支出强度面临着在收入端增速比较缓慢的现状。政府需要让赤字规模保持高位，同时让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通过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等措施，有效扩大支出规模，真正实现政策加力提效的目标。

储德银教授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如何提升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展开分析。首先，他阐述了提升有效性的重要意义。规范税收优惠是破解“减负促发展”与“财政可持续”两难困境的关键。核心在于促使税收优惠从地方间横向竞争的“分散激励”，回归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的公平可及，防止政策执行尺度不一而扭曲要素流动与市场竞争。在此基础上，他界定了有效性的内涵。一是通过价格信号打通再生产链条，铸牢国内市场闭环；二是以规模整合释放市场潜能，保障双循环畅通；三是以制度供给压缩地方自由裁量空间，塑造有效治理格局；四是以开放能级提升强化内外循环的动态联动。最后，他提出提升有效性的具体路径。应科学界定央地财权事权边界，强化中央统筹监督，防止税收优惠异化为地方盲目招商工具；健全现代预算管理，将税收优惠作为“负支出”纳入零基预算，建立绩效评价与政策退出机制；推进税收优惠政策清单化管理，统一编制、动态调整，推动政策在全国范围内一体实施。

范子英教授深入解析了“积极财政政策之谜”。首先，他梳理了2026年财政宏观布局的三个“新高”。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突破30万亿元；赤字融资规模达11.89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债务结构转向以中央财政融资为主。其次，他分析了财政的积极性。中国财政真正可动用的是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近五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持续低于名义GDP增速，核心原因在于收入端压力巨大——土地出让收入因房地产下行大幅下滑，税收增速呈结构性、趋势性下滑，2025年宏观税负降至12.5%的历史低点；最后，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2026年财政压力主要在收入端，未来需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推进消费税改革，优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同时，总体改革重点要从原来的收入端逐渐转向支出端，调整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

谷成教授从资金规模扩容、支出结构优化与政策协同发力三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关于财政资金规模扩容，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突破30万亿元，转移支付规模超10.42万亿元，连续四年稳定在10万亿以上且超过中央本级收入。中央新增举债占比达56%，既有利于加强中央宏观调控，也有助于减轻地方财政风险。其次，关于支出结构的优化方向，今年支出突出“投资于人”，涵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等多个民生领域。转移支付结构上，提高了财力性转移支付比重，旨在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最后，关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通过六项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有效放大了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同时，政策注重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总体思路。他建议，未来需稳定宏观税负，健全地方税体系，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郭玉清教授聚焦“投资于人”战略转型与政府债务治理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他论证了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发展逻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投资战略进行相应转型。“投资于人”具有四方面意义：优化收入分配；提振消费；培育创新人才与企业家精神；释放高质量发展动能。从国际经验看，跨越中等收入门槛后财政民生支出比重提升是普遍规律。其次，他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困局。当前面临民间投资不振、消费率过低、技术替代冲击就业等多重挑战，单纯依靠逆周期调节难以根本解决问题。最后，他提出了债务治理的四条路径。债务投资需带动社会有效投资；债务化解需与中小企业账款清欠联动；债务政策需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超长期国债需发挥跨周期调节作用。他强调，债务治理理念应转向“扩内需、促消费、增活力、惠民生”，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

马珺研究员从税收制度现代化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财政可持续性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关于当前财政形势，我国财政处于“高支出压力、高债务负担、低收入增速”的突出矛盾中。税收占GDP比重约15%，仅达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筹资能力呈现制度化弱化趋势。关于政府收入结构的双重失衡，一是税收与非税收入结构失衡，非税收入占比过高且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二是税收内部结构失衡，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比重达3:1，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央地分配中地方占比偏小。关于改革方向，现代国家应以规范税收为融资主渠道。需扩大税基，完善直接税体系，优化税率与征管，回应数字经济新要求。应将税收、非税与债务改革统筹谋划，保持合理宏观税负，通过制度化改革解决收支矛盾，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基础性支撑。

胡恒松总经理从市场实践角度，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债务形势与治理展望。第一，关于债务规模的真实情况，官方负债率68.5%虽低于G20平均水平，但若纳入约65至70万亿元的城投经营性债务，全口径债务规模不容忽视，局部地区风险隐患依然存在。第二，关于隐性债务化解进展。自2017年以来，国家化债取得明显成效。预计到2027年，未来经营性债务将取代隐性债务。政府应当分类有序推动平台改革转型，在清偿旧债与谋求发展中寻找定位。第三，关于债务治理的理性建议，应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反对追求债务清零的简单化思维；适度举债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举债要有效益；发挥地方国企在经济发展中“挑大梁”作用，稳步推进“三资三化”；通过强化预算管住“任性”举债，从源头防范债务风险。

媒体：中国发展网

日期：2026-03-11